“翻译腔”在攻城掠地

     一百多年来，汉语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还没有哪一种语言像它这样成为人们在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进行修葺（qì）的对象。而自19世纪末以来至今，翻译一直都是或者说越来越成为人们修葺汉语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其中，通过由外语到汉语的翻译（尤以英译汉为典型代表）而产生的“翻译腔”表达方式对汉语语法规范的冲击尤其显著。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translationese”翻译成“翻译腔”，并加以解释，说明这是“表达不流畅、不地道的翻译文体”和“佶屈聱牙的翻译语言”。“翻译腔”在很多方面已影响到了汉语的发展态势。

    首先，“翻译腔”表现在外译汉的翻译作品中。此类译文缺乏汉语特有的韵律，句子大都冗长，不符合人的呼吸节奏，读来完全没有汉语中的那种自然流畅。例如：

    Rocket research has confirmed a strange fact which had already been suspected there is a “high temperature belt” in the atmosphere with its center roughly thirty miles above the ground.

    译文1：用火箭进行研究已证实了人们早就有过怀疑的大气层的一个中心在距地面约30公里高空的“高温带”的这种奇怪的事实。

    译文2：人们早就怀疑，大气层中有一个“高温带”，其中心在距地面约30公里的高空。利用火箭进行研究后，这一奇异的事已得到证实。

    对比两个译文很容易发现，译文2读起来要比译文1顺畅许多，因为它更符合汉语句子的基本组织规律，即以短句为主，多停顿断句，注重文气节奏。译文1则读来令人有接不上气来的感觉，带有浓重的翻译痕迹，属于典型的翻译腔译文。这种译文在很多领域的外译汉中都存在，其中新闻界的外汉翻译堪称罹患此症的“重灾区”。翻译时时急天天急，要数新闻翻译。每天电讯雪片似地涌来，大量挑选，大量译出。只要比较《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不难看出前者在汉语句法方面与后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新闻文体，尤其是有关国际报道的，已深受外语语言表达习惯的影响，沾染了浓重的洋腔洋调。余光中说得一针见血：“文坛和学府的洋腔洋调，来自外文书籍的翻译；报纸的洋腔洋调，则来自外电的翻译。翻译外电，为了争取时间，不能仔细考虑，如果译者功力不济，就会困在外文的句法里，无力突围。”譬如以下这一段：

    欧洲共市的华而不实的环境专员卡路伟巴戴梅拿于这个星期的简短英国探访中提倡他个人对绿化欧洲城市的看法。在伦敦及格拉斯哥的会议席上，他为了那份主要是鼓励欧洲十二个会员国重整市中心及削减全球污染的欧洲议会对市区环境的绿皮书解释。

    卡路伟巴戴梅拿在由内伦敦社团所组织的观察伦敦的会议席上发言谓在伦敦居住的人和其他二十五千万居住在市镇及城市和欧洲居民一样面对同一的困难。

    由于翻译任务往往都很急，译者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琢磨，只能尽量按着原文的形式顺下来，成句即可。译文虽然不难了解，却用词用句累赘，不太可读。即使是一个简单句，也常常弄得复杂得很。如：

    法国及其美丽但陷入困境的首都，是所有无视全球贫困人口的富有国家的代表。

    2004年，黑龙江大学俄语研究中心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屈承熹教授为其中心的博士及教师讲授功能句法理论和汉语认知句法。其间，他提到了在日常读报时发现的翻译腔浓重的蹩脚汉语句子。

    在 2004年7月1日《参考消息》第9版上有一则题为“直击权利移交后的伊拉克”的新闻，其中一句为：“每个伊拉克人都拥有生活在一个建立在友谊、兄弟般情谊和公正的基础上的尊严的社会的权利。”

    先不说别的，就是句子后半部分的几个“的”字连用就体现了十足的翻译腔。虽已找不到外语原文，但从整句话可以看出，译者似乎按照惯有的规律把英语中的“社会”的后置定语前移作为汉语语言的前置定语，造成了语句内部结构成分调整不周，此为推测一；或者是译者有意按照英语的结构特点对此句进行呆板地直译，结果造成这种蹩脚的汉语语句，此为推测二。按照“翻译腔”译句的结构，原句大概应是：Every Iraqi has the right to live in a society based on the friendship, brotherliness, justice and dignity.

    除了新闻翻译深受“翻译腔”的困扰之外，由于受到各种体制、个人修养以及物质利益的影响，如今，其他领域的外文译介，尤其是学术著作的译介，也离“信、达、雅”的标准越来越远。遇到一些重要的概念，随意破坏汉语构词法则和语义系统的“硬译”、“漏译”、“编译”，比比皆是。

    《羊城晚报》上有学者作过统计，仅一册《杰克·韦尔奇自传》中便共有1800多处错误，而它的销量却达60万册。如果这些错误仅仅是误解了原著的意思，那也罢了，对汉语本身并没有伤害。但是，在更多的学术著作中，随意地生造佶屈聱牙的“翻译腔”词句却成了家常便饭。如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中，北京三联版的译文就出现了诸如“意谓”、“存有论”、“元在者”、“元力主义”、“在者性”、“哲学素”、“语义素”……等等生造的汉语词汇。下面这一段译文出自布迪埃的《遏止野火》，《东方早报》2007年11月1日转载了，认为“用最简练的方式反映出布迪埃的观点：

    问：你刚才提及了柏拉图。社会学家的态度应该靠近哲学家的态度吗？

    布迪埃：社会学家跟哲学家一样，都是质疑显然之理，尤其质疑呈问题形式的显然性，这与“舆论术士”正好相对。正是这一点让舆论术士深为不快。他们把拒绝政治隶从、拒绝不假思索地接受“人人皆曰”看作是政治偏见。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指那些人们用来论证但对其本身并不论证的概念或观点。

    试想，当这种经典性的著作被广泛引用之后，大量不知所指的概念被奉为玄奥的思想标识，其结果，自然是汉语被轻易地扭曲和改写，并日益失去其思想表述和逻辑演绎的功能。

    其次，翻译腔还影响到了汉语文学创作。台湾作家白先勇在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患之一，便是受西方语言的冲击，汉语被严重地欧化。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尤盛。作家余华说：“像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首先应归功于那些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与外语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既用汉语传达了域外作品的神韵又同时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性……”的确，历经开放思潮的影响，目前的很多青年作家都曾大量吸收过西方经典作品的营养，翻译在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这些作家的汉语创作也深受了翻译语言的消极影响，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欧化的语言腔调，致使不少作品洋腔洋调，很多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中文与被中文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真正能灵活地使用本土语言甚至方言写作的作家并不多见。李建军在《是大象，还是甲虫 – 评<檀香刑>》一文中，通过较为细致的例示，分析了作家莫言创作的小说《檀香刑》中的语病和问题。其中提到了该作品中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太多，例如：

    她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他，正在乞求着他的宽恕和原谅。（第194页）

    挑水的人们，用惊讶的目光，打量他们。（第295页）

    春生和刘朴用骑牲口骑罗圈了的腿支撑着身体，搀扶着知县。（同上）

    他接过帽子，戴正在头上。（同上）

    李建军分析认为，上述引文中有些字完全是多余的。如“用……”短语，乃是对英语“with+器官”句式的模仿，但是莫言似乎忘了中国人习惯上是不这么表达的。至于“戴正在头上”也是别别扭扭，根本不如“接过帽子戴好”来得简洁利索，更像中国话。由此，李建军得出结论，莫言无疑是翻译腔文体的受害作家之一。他感慨道，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越来越令人担忧。他们受那些拙劣的翻译腔文体的影响，表达越来越啰嗦，欧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而至于那些报刊专栏作家，更是随意地玩弄语言快感 —— 让中文与英文频频杂交。对此，余华说，他现在越来越不信任一般的译著，而只信任为数不多的几个翻译家之作，因为读多了那种欧化的译作，会使自己丧失对母语表达的敏感。遗憾的是，这类清醒的作家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