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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至暗时刻”: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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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部关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电影正在院线上映——《至暗时刻》(Darkest Hour)。

影片由2005年版《傲慢与偏见》、《赎罪》的导演乔·赖特(Joe Wright)执导,饰演丘吉尔的是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歪楼: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腐败警察和大家都爱的影版小天狼星啊!)

丘吉尔的“至暗时刻”: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影片讲述的是丘吉尔在第一个首相任内所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选择: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World War II, the fate of Western Europe hangs on the newly-appointe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who must decide whether to negotiate with Hitler, or fight on against incredible odds.(imdb.com)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西欧的命运悬于新任命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他必须在与希特勒谈判和克服万难与之对抗中作出选择。

温斯顿·丘吉尔1874年生于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他出身贵族家庭,父亲伦道夫勋爵曾任英国财政大臣。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丘吉尔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


 
温斯顿·丘吉尔(左一)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


他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记得吗?前不久热映的诺兰电影《敦刻尔克》(Dunkirk)就是以丘吉尔1940年6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段演说作为结尾的: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即使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古老而著名的国家已经沦陷或可能陷入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魔掌,我们也绝不妥协、永不言败。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作战,我们将带着高涨的信心和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着陆场作战,我们将在田间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野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敦刻尔克》剧照


丘吉尔的演说激昂而极具说服力。政治雄才之外,他还展现出一位优秀的写作者和艺术家所特有的非凡创造力和表现力。

1953年,他因“精通历史和传记写作以及他那些捍卫人类崇高价值的非凡演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和平奖哦)。

Churchill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53 “for his mastery of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for brilliant oratory in defending exalted human values”.

不过,关于这位超凡的政治领袖,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画家,我们要说的却是他的另一面——相信我,这个故事里的丘吉尔远比我们在历史课本里了解到的生动立体、可敬可爱。

❶ 丘吉尔有一条“黑狗”,伴随他走过了漫长岁月。

这条“黑狗”,名叫抑郁症(忧郁症)。

全世界大约有3.22亿抑郁症患者,患病率约为4.4%。国内的抑郁症患病率大约在3%到5%之间。

丘吉尔知道它的存在,而称之为“黑狗”,一说因为这是他的奶妈埃弗里斯特太太对胡来的小孩的常用称呼:

Churchill picked up the term “black dog”, a commonplace description by Victorian nannies for out-of-sorts children, from his childhood nurse, Mrs. Everest.

另一说,是因为罹患躁郁症(manic-depression)的英国诗人、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

Churchill knew it and named it his “black dog”, following Samuel Johnson (who, like many great men, suffered from the great disease of manic-depression).

很多人致力于写作和研究丘吉尔与他的“黑狗”。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或许正是开此议题先河的那一部——《丘吉尔的黑狗》,副标题是“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Churchill’s Black Dog and Other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作者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 1920-2001),负笈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和西敏医院,是英国首屈一指的精神科医生、作家、牛津大学研究员。译者邓伯宸是台湾人,译得很走心,文中不乏金句。

中文版腰封有这么一段推荐语:“忧郁症是这个世纪的隐形杀手,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哭泣,不敢承认自己有忧郁症。这本书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从正面的观点来看忧郁症……”

我想此书确实如此。

❷ 丘吉尔与“黑狗”的故事,是书的第一章。

作者坦言,开启研究之时,丘吉尔已经作古,因而他只能依靠“一些弄得到手的文字记录”,尽管如作者自嘲的那样“胆大妄为”,但我们或多或少依然能够对丘吉尔的内心世界管窥一二。

与此同时,或许在心里默默地来一点对号入座,幻想下一个同时拥有非凡成就与忧郁性格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

 


安托尔致力于揭示伟人丘吉尔的另一面——那些与我们普通人一样的需求、本能、希望与恐惧。

丘吉尔虽然出身于贵族之家,又有社会地位,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却也有他一辈子想要克服、最后却无法如愿的缺憾。如果没有这些缺憾,他可能会更快活些、平凡些、安定些,但也可能就没有那么伟大。要是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可能也轮不到他来唤醒英国的国魂。

在1940年,任何政治领袖,尽管内心已经彻底绝望,多半还是硬着嘴皮子为英国人打气,只有一个人,了解并面对过自己内在的绝望,反而能够在那一刻接受残酷的现实,也只有这个人,知道如何在绝望中抓住一线希望,在敌人团团的围困中,斗志反而燃烧得旺到了极点,能够将悲情的现实转化成大无畏的话语,在1940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夏天,支撑住我们,不至于倒下去。

正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绝望战斗,只有他才能够告诉别人,绝望是可以战胜的。

这几句话,莫名地让我心潮澎湃。

之所以想写写这本书,是有感于身边亲密的小伙伴正在与“黑狗”对抗。我们心疼,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知道,能够向内心“黑狗”宣战、并拯救她出泥淖的只有她自己。

距离无法让我拥抱她,但或许她、以及无数做着同样挣扎的小伙伴们,能够从安托尔对丘吉尔的解读中重拾对自己的信仰,从而获得些许力量,去对抗紧紧包裹着他们全身的绝望感。

❸ 丘吉尔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年轻的时候,大概有两三年吧,所见全都一片黯淡。我照常工作,坐在下议院,但黑色的忧郁笼罩着我……”

“I don’t like standing near the edge of a platform when an express train is passing through. I like to stand back and, if possible, get a pillar between me and the train. I don’t like to stand by the side of a ship and look down into the water. A second’s action would end everything. A few drops of desperation.”
“当一列快车通过时,我不喜欢站在月台边缘,非得退到后面,最好有个柱子挡在我跟列车中间。我也不喜欢站在船边往下看。下一秒的动作可能就会结束一切。绝望不绝如缕。”

 


在丘吉尔唯一的一部小说《萨弗罗拉》(Savrola)中,他溢于言表的绝望和典型的忧郁性格也被清楚地折射在主人公萨弗罗拉身上——他是一位演说家兼革命家,就像丘吉尔本人一样。

“值得这样吗?”饱受抑郁之苦的人,一辈子都会被这个问题纠缠着不放。临到最后,萨弗罗拉再度发出同样的疑问。

革命成功了,但是,“倦怠的感觉、斗争的厌恶、平静的企望,一股脑涌上心头。奋斗了那么久,目标眼看着就要达成,却似乎一点也不值得……”

“厌倦了那些纷纷扰扰的人与事”,萨弗罗拉登临天文台,“有感于众星的神秘,翘首望天”,遥想木星之美。

“(木星表面的生命)或许只是一团扭曲的生命元素,或许完全超出他的想象。一切问题终将解决;一切障碍终将克服;生命终将达到完美的境界。顺着这样的想象,超越时间与空间,他一跃而入遥不可及的未来。冷却的过程将继续;生命完美的境界将终结于死亡;整个太阳系、整个宇宙,终有一天会像燃尽的烟火,冷掉,死寂。”

 


丘吉尔的忧郁气质,与遗传颇有关系,也在童年环境的影响中有迹可循。

他的家族中,至少有两位鼎鼎大名的先人曾深受这种情绪恶疾之扰,其中包括他的父亲伦道夫爵士。

另一方面,某些迹象显示,童年时期父母亲的冷落是造成丘吉尔忧郁气质的重要因素:

丘吉尔是个早产儿,比预产期早两个月出生。他的母亲当时年方二十,美貌出众,忙于社交应酬,无暇照顾刚出生的儿子。伦道夫爵士则热衷于政治。父母对小丘吉尔的看护可说少得可怜。

唯一能让他免于感情饥渴的人,是她的奶妈埃弗里斯特太太。直到她去世,也就是丘吉尔20岁那年,她始终是他最大的依靠。她的照片一直挂在他的房间,直到他走完自己的一生。

❹ 那么,丘吉尔的性格是怎样的呢?父母的冷落与疏忽又如何影响了他?

丘吉尔的生命力极强,活到了90岁。到80岁时,他逃过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三次肺炎、两次中风,外加两次手术。他一贯吃喝无度,烟抽得极凶。直到古稀之龄,很少听他喊过累。丘吉尔大半辈子都在与抑郁症对抗,直至年老体衰加上脑血管硬化,才最终放弃了抵抗。

但这却不是来自于他天生的强健。他反倒生就一副弱不禁风的体格,身高不过五尺六寸五(约1.69米),胸围三尺一,“小头方脑,其貌不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男生,总是受欺、挨打;长大成人了,还是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一双手细白得像个女人,胸口无毛,讲起话来吞吞吐吐,有点结巴。”

就读中学预备学校时,男同学拿板球砸他,吓得他躲到树丛后面,这次经历成了他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羞耻,使得他痛下决心,绝不再示弱,也绝不再输给别人。

18岁那年,在表兄弟与兄弟的追赶下,为了不被逮到,他奋不顾身地从桥上一跃而下。那一跳,足足有29尺之高(约8.8米),结果摔裂一个肾脏,三天昏迷不醒,卧床将近三个月。

在这种“匹夫之勇”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相当程度上,他是在强迫自己跟自己内在的本质作对。对外界的敌意,最终都转而向内,变成跟自己作对。

 


感情上匮乏的孩子,由于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敌意,后来往往饱受抑郁之苦;而发泄敌意之时,日常生活中不够邪恶的对手,又往往造成他们的良心之痛。

在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C. G. Jung)与斯诺(C. P. Snow)看来,丘吉尔是外向而缺乏判断力的人;在谢尔登(W. H. Sheldon)看来,他是躁郁轮替,具有强烈忧郁症的倾向。

他拒绝让自己休息或放松,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需要依赖外在的资源和外在世界的支持才能维持内在的自尊;另一方面,他的内在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自我的价值感,而这种失落,再多外在的成功也补偿不了。”

他惊讶于自己之被关爱,仿佛那根本不是他应得的。与此同时,他又发展出了极端的野心。自贬与自傲浑然于一身。

他曾写道:

“We are all worms, but I do believe that I am a glow-worm.”
“我们全都是蛆虫,只不过我相信,我是一条会发热发光的蛆虫。”

 


而1899年,他也曾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万一不能成功,结果将会很惨,那一定会让我一蹶不振,因为,除了满怀的雄心壮志,我别无所恃……”

他的成就,“即使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命数所定”,这种信念贯穿了他大半生。也正是因为深信自己“与众不同”,他跋扈、急性子,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十足官老爷的架子,晚年更是少不了看护,房间里要两个,最好是走廊上还有两个;但同时,他又宽宏大度、心软、同情落水狗,尤其是对沦为阶下囚的敌人(或许是出于亲身经历的感同身受吧)。

始终不足的人往往“自私”。丘吉尔这样评价他自己,“说到自我表现,我是远多于自我节制。”如果不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他的成就可能会少些;如果多些自我节制,他也就不会那样具有魅力了。

❺ 在与忧郁对抗的日子里,为了防止自己坠入“焦虑与挫折的深渊”,丘吉尔像个陀螺般转个不停,反而成就了大部分人无法完成的大事。

童年经历所练就的对权威的耐受力,以及我行我素、毫不妥协的个性,又使得他在死亡巨大的吸引力面前,能够拼了命地去抗拒。

除了历史,他在其他学科上一无是处,直至他发现自己拥有驾驭文字的本领,使之成为自我表达以及不由自主陷入低潮时对抗抑郁的一项利器,并最终成为他“一厢情愿的信念”。

丘吉尔的一篇写于1897年的文稿《修辞的脚手架》(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这样开头:

“Of all the talents bestowed upon men, none is so precious as the gift of oratory. He who enjoys it wields a power more durable than that of a great king. He is an independent force in the world. Abandoned by his party, betrayed by his friends, stripped of his offices, whoever can command this power is still formidable.”
“在人类所有的天资中,没有一个比演讲的天赋更宝贵。享有它的人,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比一位伟大的国王所拥有的更持久。他是世界上的一种独立力量。即便是被政党抛弃,被朋友背叛,被剥夺了职位,任何能够支配这种力量的人依然是令人敬畏的。”

 


显然,丘吉尔的文采胜于辩才。年轻时,每逢演讲,上台之前他总是特别紧张,于是老老实实在讲稿上痛下苦功。以大决心克服先天的不足,不靠天赋而能获得成功,这又是一例。

相对历史与文学方面的才华,作为画家的丘吉尔或许鲜为人知。初执画笔,丘吉尔已经年过四十,正是达达内尔海峡之败、他辞去海军部长职位之时。对于他而言,画画是他宣泄好战欲的出口,这在他的《绘画遣怀》(Painting as a Pastime)中有生动描述: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my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large, fierce strok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The spell was broken. My sickly inhibitions rolled away. I seized the largest brush and fell upon my victim with berserk fury.”
“松节油一泼,蓝色与白色颜料一洒,调色板上一阵猛搅,然后大刀阔斧一挥一劈几抹蓝色狠狠砍下,一无遮拦的画布,任谁都看得出,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听凭暴力称心快意,龇牙咧嘴,无助地瞪着我。”


 
《绘画遣怀》


丘吉尔偏爱暖色,他需要浪漫色彩的形象,来照亮自己动辄坠入的黑暗。

直至老年,严重的大脑动脉硬化终究夺走了他的意志力。退休之后,“生命之于他,已经令他自己深恶痛绝。”

在丘吉尔去世之前的五年,他忠实的生活记录者莫兰爵士搁笔了,“退休之后,他沉没在浑浑噩噩、糊糊涂涂之中,种种痛苦的细节,还是不说也罢。”

诚如安托尔所言,“在他一生之中,多次经历挫折,即使是一个免于‘黑狗’纠缠的人,恐怕也难以承受那种绝望的打击,早已颓然倒地。然而,直到耄耋之年,锲而不舍的决心,加上无比的抗压力与勇气,却让他征服了自己内在的敌人,一如他唤醒自己深爱的国家,终于击败了外在的大敌。”


 
面对着大本钟的丘吉尔雕像


❻ 与自我对抗是无比辛苦的,两头都是消耗,但或许没有人能够幸免。终其一生,丘吉尔知道“黑狗”的存在,却绝不承认它的存在,更没有尝试过要与自我和解。

在丘吉尔与“黑狗”对抗的故事里,我看到他力图超越自身局限的种种努力,也似乎感受到内在世界里他的纠结、抵抗与挣扎,这些都让我肃然起敬。

在现实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与自我和解,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学习的功课。但如果不能,那就到丘吉尔与“黑狗”的故事里寻找些许激励与启发吧。

书序的第一句话:“能爱,能工作,是弗洛伊德为心理健康下的定义。”

愿我们都能爱,能工作,并且,爱工作吧。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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